金融創造文明-閱讀筆記-上

 

 

書名：金融創造文明：從美索不達米亞到世界經濟體的誕生，5000年前至21世紀世界經濟大歷史Money Changes Everything：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

作者：William N. Goetzmann       出版日期：2020/03/04

 

作者威廉‧戈茲曼運用廣泛的歷史範例，解釋金融與文明的演進關係。從美索不達米亞到古代中國金融遺產，從貨幣和債券的發明到人類的演變和未來，探索人類社會價值起源，認為金融才是文明的最大推手。歷經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們很容易將金融想成一顆專門搞破壞的大錘球：毀了財富與工作，損了政府與銀行，但在《金融創造文明》一書中，金融史學家威廉．戈茲曼提出相反的主張：正因為有了金融的發展，文明才可能成長茁壯。戈茲曼解釋，金融是一部時光機，一種讓我們能在不同時點來回轉移價值的技術，這種創新改變了我們對未來的想法與計畫。作者寫出了金融在歷史上的關鍵時刻的身影：在古美索不達米亞時代，金融帶動書寫的發明；金融刺激了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促成了偉大的帝國；金融決定中國各王朝的興起與殞落；金融也負擔了貿易探險的費用，將歐洲人帶往美洲新世界。他也證明，通常和現代經濟聯想在一起的機構制度（股市、信貸、複雜的金融產品、國際貿易），其實在人類史上早已出現，不斷發展、被人遺忘，然後再度現身。作者探索千年來金融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詳細說明各種金融技術與制度（貨幣、債券、銀行、公司等等）如何促成城市中心不斷向外拓展，帶動文化興盛。而且思考我們未來面臨的挑戰（比方說如何以金融的力量照顧不斷老化與不斷成長的人口）時指出的，金融仍將繼續重新塑造人類社會的生活。

 

金融的發展來自於增進效率的創新，本身並無好壞可言，過去五千年來，各個文明都面對幾個共同的問題，而解決問題時，他們不約而同借用或新發明了類似的金融工具組。

金融有四大要素：

一、金融將經濟價值重新配置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如房貸在今天做出對未來的承諾的契約，讓締約雙方都有利，將現在和未來連起來。

二、金融重新配置風險；如壽險契約把單一家庭的死亡風險轉移到大型機構，而這個機構回過頭來又整合其他類似的契約，進而分散風險。

三、金融重新配置資本；以股市為例，股市讓投資金流進到生產企業當中。以銀行為例，銀行放款給有潛力獲利的企業，促進經濟成長。

四、金融拓展了重新配置的管道，也增添了複雜度。如現代的不動產抵押證券化契約。

 

美索不達米亞：蘇美、巴比倫、波斯

最早的金融工具證據，出現在古代近東的早期城市農業社會，約與青銅時代之始相當。古代近東城市社會的根源溯及史前時代，可能回到七千年前。公元前三千六百年時，古代蘇美的各城市以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匯流點(在現代的伊拉克)為核心開始發展，這個地點非常適合農耕畜牧，但少了其他必需品，例如木材、銅和錫。最後兩種非常重要，因為這是製作青銅的主要成分；而青銅在古代的戰事中是很重要的金屬。考古證據指出，蘇美各城市仰賴長程貿易以取得重要商品，也交易帶有異國風情的珍貴品項，例如象牙和寶石，這些物品大大強化了政治社會階級；凸顯政治社會階級是重要的文明化指標。楔形文字書寫創造出許多的可能性。雖然書寫演進的實際過程到底如何仍有諸多爭議，但考古學家都同意，約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時，烏魯克城以及近東其他地方(蘇美和蘇薩)的居民開始使用象形文字陶土板來記錄經濟交易，然而到目前為止，來自烏魯克城的陶土板數量最多，這座吉爾迦美什國王的城市很可能是早期的書寫發展中心。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符號系統將時間的概念抽象化，以符號的方式來表達時間，而最有意思的或許是他們還以演算法來計算時間的數量。美索不達米亞人當然在有金融之前就已經有了時間，但他們的經濟體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時間觀念。到了公元前第三個千禧年晚期，古代蘇美人已經把經濟性質的時間和天文性質的時間分開；他們創造出在數學上非常方便的「一年」：三百六十天；這個數值可以被很多數值除盡，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期間來談年度比率的問題，每個期間內的天數都是整數。美索不達米亞人顯然是以整數和簡單的分數來思考，數學工具是拿來實用的，而不是哲學性的。簡而言之，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的時間模型，非常適合作為分析定期經濟現象的架構，這也是一項讓人類非常驕傲的發展：宣告了人類制定的時間勝過自然時序。到了公元前三千年，近東幾個古城已經發展出基本的金融工具，從符號、象形文字慢慢發展到寫在陶土板上的字元，他們有了適應性強的系統，以記錄經濟性質的數量。這套系統用來訂定跨期契約，也用來當成驗證雙方收取貨物的憑證。

 

金融最基本的單位，是跨期契約。蘇美人創造出的工具，可在跨期契約上載明數量，透過發明經濟性的單位與靈活的數字系統來消除暖昧或歧見。書寫和數字讓近東經濟體系所需要的安排具備了明確與精準的特性。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信用義務，是登載個人以及他們欠神廟的大麥數量的清單，在這些可以推至公元前兩千四百年的清單中，以中央規畫與重分配為基礎的經濟體誕生，隨之而來的是債務和稅額。都市生活必須要有明確的契約，因此導引出利息費用。利息是甜頭，誘使對方把你需要的東西借給你，發明利息(在神的國度之外，伊甸園大門的陰影之下)這種東西，可能是人類最初的墮落。確實，針對工作和配給量明訂契約、做紀錄以及留下檔案等等是古代城邦的特色，這顯然已經不是理想條件下的共同生活方式，但無疑的，有了這些工具，才可能有大規模的都市化與政治實體。古美索不達米亞也有私人金融契約。公元前二十四世紀中期時的一份蘇美人紀錄，很可能是最早的個人貸款文件，剛好和人民與神廟之間的契約形成對比。雖然要辨識最古老的金融紀錄問題重重，但我們可以知道，到了此時，私人貸放以及紀錄有案的債務確定已是古代美索不米亞金融架構中的一環了。債務的發明以及利用利息作為貸放的動機，是金融史上最意義深重的創舉。有了債務的機制，借錢的人就可以使用未來的金錢以履行當下的責任。古蘇美人基於什麼理由才會想要對他人收取利息?語言學的證據可以提供線索。在蘇美語中，利息稱為{mash}，這個詞也用來稱小牛。在古希臘，利息稱為{tokos}，也指繁衍出來的牲口。拉丁文中的{pecus}，指稱獸群，這也是英語詞彙{pecuniary}和金錢有關的字根。埃及語中的利息和蘇美語有點相似，是ms，也有生出的意思。所有代表生息速率的用詞，都出自於牲口的自然繁衍。如果你借了三十頭牛給某人、屆期為一年，你預期對方還你的時候要超過三十頭。牛群會繁衍；牛群主人的財富會自然增加，成長速度等於牲口繁衍的速度。

 

古代城市由於居住環境密度漸高而衍生出訂定契約和支付利息。支持這些古代城市的農業經濟是邏輯思維的大熔爐，幫忙發展出愈來愈精密的金融工具。農民必須計畫下一次的收成，決定每一年要消費多少、又要儲蓄多少或種植多少。近東早期各城市發展出規畫方法與資產公平殖利率的概念，並不讓人意外；這些在他們的思維裡很基本，連城邦之間的政治爭議都使用複雜的金融計算來量化。在公元前第二個千禧年初期，古代中東出現了嚴重的政治紛擾，這段期間一般稱為古巴比倫時期，北方說閃米語Semitic的人，大致取代了說蘇美語的人。這段期間最著名的統治者叫漢摩拉比，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792至1750年，他最為人所知的成就是漢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這是一套篆刻在玄武岩石柱上的法典，目前矗立在羅浮宮內，漢摩拉比法典規定銀的利率為百分之二十，大麥則為百分之三十三‧三三。漢摩拉比法典最重要的不是法條規定，而是代表的意義。這是一套統一的法律架構，整個巴比倫帝國皆適用，涵蓋了刑法、家事法、商業實務以及財產權。法典詳述了各種違法犯紀的懲罰、化解爭議的方法，以及各種不同犯行的規則，也規定了法官、陪審團、證人、原告和被告的角色。這套法典認可財產所有權並加以詳述，包括租賃權與徵用權，也規範了契約責任下書面文件的角色、收據的必要性，以及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應該怎麼辦。法典中規定了法定貨幣，也描述了商人、經紀人與代理人的義務、他們的信託責任以及若遭搶盜時的責任範圍限制，也對於債務履約期設限三年。簡言之，漢摩拉比法典為商業打造出一套全面且統一的架構。

 

烏爾Ur古城(寓言說此處是先知亞伯拉罕的出生地)，人口可能有兩萬五千到四萬名居民。根據他們留下的紀錄，烏爾古城裡的金融家就和其他商人一樣，都有在管理帳戶。這些記在各個商家與金融家的帳款，大大降低實體錢幣的需求。這套記帳法很可能反映出神廟本身的記帳法，但用在個人之間的交易卻是金融思維微妙但重要的進步：這表示人們能認可紙上利潤。你不需要囤積銀子，也可以證明自已很富有。這是無形財富的第一階段；現代金融體系仰賴的便是無形財富。這些無形利得要能存在，前提是要人們相信其存在，而且要有一套法律體系確保債權人對於他們貸放出去的財產握有權利。債務也可以當成錢來用，烏爾城留下的文件揭示了這裡有流動性極高的個人本票市場，以及次級貸款市場，會償付貸款的承諾可被視為貨幣。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典保障財產權範疇很廣，甚至超越現代所說的人權保障。舉例來說，一個人有權賣身為奴或典當自已的自由，作為貸款的擔保品。這聽來很殘酷且剝削意味濃厚，但可能很有效率。人在負債時會更努力工作，產出量也會更大。

 

古代近東的貸款與投資契約可以用穀物或是勞力來計價，但多數都是以銀子計價。這一點很奇怪，因為美索不達米亞並不產銀。銀是一種美麗、具延展性的金屬，但少有實用性。然而，在美索不達米亞，銀子可以是借貸、投資的標的，可以用來支付，也可以當成稅金。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認為銀子和他們製造出來消費或使用的其他物品一樣重要，然而銀子的價值很抽象：銀有價值，純粹是因為大家認為有價值。銀子之所以在美索不達米亞成為計價單位與交易媒介，是因為此地在公元前第二個千禧年的晚期之前政治架構分裂為城邦，城邦間必須靠著互相貿易，以及外地貿易才能取得重要貨品。銀很重要，因為這是一種廣被接受的貨幣，可跨越近東早年政治體制相對受限的邊境。

 

 

希臘雅典

希臘與羅馬古典文明發展出以貨幣和市場為基礎的複雜金融經濟。希臘人發明銀行制度、鑄幣與商業法庭，羅馬人以這些創新為基礎繼續壯大，並加入了商業股份公司、責任有限投資以及某種形式的中央銀行。希臘與羅馬這兩地的成長已經超越了當地的農業產能，要靠海外貿易遞補。雅典的小麥大都為進口，最遠可來自黑海，羅馬則仰賴尼羅河三角洲的豐饒土地以取得穀物。這些冒險進取型的經濟模式要能運作，必須要有新的金融架構。雅典和羅馬必須把穀物運入城中心，經濟體制必須能激勵海外的農民為了供應出口而種植作物，激勵士兵和船長冒著生命危險運回穀物，激勵投資人投資船集和貿易商品，並創造一套能因應國際商業不確定性環境的穩健運作支付系統。相關的解決方案包括建立市場、利用金融技術來因應無法預測的航海貿易結果，以及一套仰賴普遍公認衡量價值方法的貨幣經濟，法庭本身即是金融體系的關鍵要素。雅典法庭系統的特點創造出一個具備金融素養社會，雅典公民有敏銳的抽象概念，了解風險的價格、貨幣的時間價值，以及商業企業的可協商和可質押特性。

 

距離雅典東南方幾英里處，在一個名為勞瑞翁Laurion的區域，是古代世界銀礦蘊藏量最豐富的地方之一。上天或許沒有給雅典人良田，但他們得到了銀礦。自青銅時代以來，勞瑞翁就陸陸續續在開採銀礦。雅典人從公元前第六世紀開始在此地大量開採，鑄造愈來愈多的錢幣，以供國內外使用。勞瑞翁的銀礦讓雅典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基本上在雅典，萬物皆可當，什麼都可以當作擔保抵押，就連奴隸、採礦權甚至整間作坊。雅典的金融體系不只促成了長程貿易。為海上活動融資的技術，比方說契約、抵押、合夥與外部融資工具等等，也應用在他種事業融資上。雅典人用面對海上風險的態度管理採礦風險，同樣透過極為流暢且適應性絕佳的金融體系分散風險。城邦經由民營化賺得利潤，靠透明且設計巧妙的公開競標系統收到最高的租賃報酬；這套系統是特意設計的機制，可以引來最高的出價。作坊的流動性，再加上產權可移轉，皆鼓勵投資人參與採礦事業，同時滿足城邦與自身的需求。

 

陪審系統一次要找來幾百名雅典公民，以化解商業交易、合夥、貸款、繼承甚至市場勾結等相關爭議。陪審團是隨機指派，因此演講人必須清楚地將資訊傳達給這些一般希臘公民，而且要信賴他們對於爭議問題的一般認知。在留存下來的審判紀錄中，經常出現金錢的時間價值以及風險的補償等概念。鑑於每個陪審團裡都有幾百人，可想而知，許多雅典人一定常在商業法庭系統內穿梭。他們一定能理解複雜的金融主張，並投出他們的一票決定支持這一方或那一方。或許，正是成為陪審員的公民責任教會了雅典人貸款、銀行、合夥、貿易、損益表、抵押和詐欺等相關知識。

 

雅典最響亮的名聲是民主誕生地，雅典政治制度的發展早已是研究主題。民主是一套由人民共同治理的系統，是一種新興的組織架構，需要複雜的機構來做決策，也必須重新調整人民擁戴的對象，脫離傳統的家庭、部落與君主。雅典的民主演進，涉及透過各種機制匯集共同的利益與分配控制權。要做到這點，必須透過一套能貫通到一般民眾階級的流程。從公元前七世紀末的梭倫Solon統治到公元前第五世紀的佩力克里斯Pericles時代，雅典的政治系統演變了兩百多年，基本上重新架構了人與城邦間的關係。促成重新調整的基本工具，是一套有多項前所未見元素的公共融資系統。若沒有金融創新，古雅典的民主實驗可能就不會成功。梭倫是雅典第一位偉大政治改革者，他利用一筆中央基金建立起雅典的財政架構，用這筆資金支應戰爭以及推動其他有利於全民共利的事務。梭倫制定了一套強制且明確的稅賦系統以支援這筆基金，還改革了度量衡系統，這是一套統一且公平的金融系統的必要步驟。公元前五六一至五二七年的專制君主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us統治雅典，庇西特拉圖引進一套鑄造銀幣的系統，和其他方式並用，以支付薪資給愈來愈龐大的城邦工作人員、司法人員及軍隊。透過這種方式，可以公平的把錢分配給雅典人民，從而培養出人們對於城邦的忠誠度。要付這筆錢，雅典要求其附屬的各保護領地上貢，並針對公民課徵累進稅，以創造穩定的稅收資金流。這套財政體系大力促成公民與城邦建立起直接的經濟關係。

 

希臘人認為，金融素養{意指有能力計算成本與效益}是希臘特殊政治結構中的一項重要基礎。雅典人的算術能力不僅是成功經營事業必備的技能，也是民主流程仰賴的基本特質。民主的挑戰是要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並且調整雜音以進行治理，就算個人的原則大相逕庭，但面對數字時也很難爭論。雅典走入貨幣化對於民主的興起而言十分重要，而且也是促成希臘哲學發展的一項因素。貨幣化導引出抽象思考，貨幣可以用來交換各式各樣的物質，但是錢幣本身無法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雅典最早在公元前第六世紀晚期就開始鑄造著名的貓頭鷹錢幣，當時的統治者可能是獨裁君主希庇亞斯。雅典的四德拉克馬錢幣是歷史上製造量最大的錢幣之一，鑄造量多達一‧二億枚。一直用到公元前第一世紀。錢幣的正面有雅典娜女神的肖像，背面則是大家熟知的女神的貓頭鷹，再加上一根橄欖枝，以及代表雅典的AOE字樣。錢幣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成為雅典政府具流動性且隨時可用的價值儲存工具。古代希臘的學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說，雅典最強大的軍事優勢之一就是銀幣財富，可用以支付士兵薪水與艦隊費用。銀幣財富存在希臘最著名的建築裡：帕德嫩神廟Parthenon。伯羅奔尼撒戰爭開打前夕，這座位在雅典衛城的神廟裡持有三千六百萬枚的德拉克馬。帕德嫩神廟的前門通往一個房間，裡面有著用來崇拜的大型雅典娜雕像，雕像本身鑲了金，如果事態緊急，可以把金子剝下來鑄幣。帕德嫩神廟的後門則通往金庫。雅典娜以保護的眼神照看下方以祂為名的城市，金融的力量則在背後支援祂提供的保護。鑄幣不僅是巧妙的經濟發明，也是出色的政治發明。

 

雅典的貓頭鷹錢幣不只在雅典流通，在整個東地中海以及更遠的地方，都曾發現雅典的四德拉克馬錢幣。埃及、阿拉伯與巴比倫地區在鑄幣時也仿造貓頭鷹錢幣。希臘錢幣最深刻的吸引力，在於它們是城邦的象徵。在公元前六世紀末，鑄幣已經發展成一種非凡的藝術形式，每個城邦都有獨特的設計：雅典是貓頭鷹，埃伊納島是烏龜，科林斯則是飛馬。這些設計會壓入已經秤過重的銀塊或青銅塊，讓雕刻的圖樣變成浮雕：變成一座城市的代符、一種對貨幣價值的驗證以及一點經典藝術。有兩大因素使得雅典不同於過去多數的古代社會，那就是仰賴航海貿易以及發展出獨有的治理體系。以古典上古時期來說，雅典和早期的蘇美城邦大不相同。雖然雅典也有雄偉的衛城，但其核心並非以神廟為基礎、在地重新分配農產的系統。海外的穀物貿易有一部分仰賴看不見的手吸引風險性資本，包括財富以及風險性的人力資本。看不見的手扮演重要角色，創造出一套誘因架構，把穀物帶入雅典城，補足他們無法自行生產的穀物。嚴格的法規限制防止了穀物轉口貿易以及為非雅典的穀物貿易提供資金。轉售與囤積穀物同樣也遭到禁止。法規架構扮演關鍵角色。

 

雅典的民主與雅典的金融一起演變，展現出一種矛盾。分權的資本投資促進了貿易型經濟體，還讓看不見的手將資本分配到穀物貿易上。雅典的民主需要相關的架構以實施分權治理，但在此同時，也要靠相關的措施將人民整合在一個抽象機構(城邦)之下，公民要願意繳交稅金給這個機構，也要支援機構的公共服務需求。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架構，也是經濟架構，需要能在許多層面都能運作的技術，有時候包括宗教符號象徵。雅典的錢幣讓公民的忠誠重新聚焦，脫離傳統的家庭與部落群體，轉向新的架構：城邦。雅典錢幣以雅典娜女神作為城邦的標誌，貨幣則變成城邦時常要用到的媒介。貨幣是一套獎勵系統，一套衡量系統，也是集體財富的儲藏之所。

 

 

羅馬的金融

羅馬的金融架構剛好搭配帝國經濟的複雜性，羅馬金融體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替成長規模超過當地農業產能的城市都會區提供糧食。羅馬貿易網絡涵蓋的範圍，包括現今大部分的歐洲地區與北非，長程的連結還延伸到印度與中國。少了金融，這套廣大的矩陣將無法運作：一如古代的雅典，羅馬的商人也需要資本、貿易貸款以及因應風險的保障。羅馬透過征服而成為一個帝國；征服本身就是一項高超的金融技術。軍隊要領薪水、要吃飯、要移動，而且要駐守範圍涵蓋三大洲。羅馬必須發展出一套可以酬謝軍隊的貨幣系統。各省被征服之後，就會被徵稅並接受管理。為了處理這些後勤事宜，羅馬將政府的各項功能民營化，包括收稅、提供軍隊以及營造。有一項特色使得羅馬在金融發展史上與眾不同，那就是金融體系的發展是為了維持統治階層的豐厚財富。在羅馬，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來自財富，財富則透過投資累積。羅馬金融體系不斷演進，提供資本投資的機會；這是維持羅馬少數寡占者財富的必要條件。這套系統也發展出具備靈活度與策略性的方法，讓上層階級的人分享征服後得來的經濟益處，並透過財務上的取括來化解複雜的政治角力。

 

在整個歷史中，羅馬社會有一項明顯的特質，那就是階級之間涇渭分明，而且政治位階取決於財富。要晉升權力階層，金錢是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從君主統治到共和國再到帝國，在羅馬史上，統治羅馬的是一小群由繼承與財產決定、不斷自我循環的寡頭政治家。規模最大時，是由一群約一萬人組成的集團統治一個六千萬人的帝國。要進入羅馬的統治機構元老院Senate需要二十五萬德納利斯denarius銀幣，並由元老院成員推選，帝國時代還需要經過皇帝核可。羅馬在共和時代定期舉辦普查，把人民分入各種階級，同時也評估與記錄家庭狀況與財富。無法達成財富標準的元老院議員，就會喪失地位。每一年都會開放元老院席次，已經進入元老院的家族彼此競爭，設法替親戚爭得一席之地。貴族階級與騎士階級有資格接受任命進入元老院。庶民與自由民(之前曾是奴隸的人)則是羅馬社會的最底層。法律限制，元老院議員必須保有豐厚財富，又不能直接涉入獲利豐厚的事業。因此，能夠將財務金融操作交付出去，並把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開，就非常重要。我們會看到，羅馬的金融體系演化出讓元老院議員完全能妥善運用商機的機構。騎士階級則和元老院議員不同，他們可以參與商業。他們經營大型企業，在政府機構中擔任重要職位。騎士階級最後發展出的金融組織形式，與現代的股份公司很相似。公司法人的架構讓騎士階級得以從事股權投資，也保留了羅馬的寡占架構：投資公司的騎士基本上要和共同投資人一起分擔企業的風險和報酬。綜合上述，羅馬的金融和政治密不可分。金融創新與精密的金融制度反映的是羅馬式治理的特點。說到底，羅馬的獨特，在於它是一個存在長達一千年的政治實體，最鼎盛時統治全球極高比例的人口。這是極出色的政治平衡局面，仰賴的是一套獨特的金融工具組提供支援。

 

拋開道德觀點，從純法律觀點來看奴隸制。如果一名奴隸犯了法，受害者將會控告奴隸主。羅馬的法律不斷演變，透過限制奴隸主要承擔的責任範圍來解決這個潛在問題。對於奴隸非根據其指示所做的行動結果，奴隸主不負責任。如果奴隸主可以證明自已從未要求奴隸去弄沉別人的船，那麼，受害人對奴隸主就沒有追索權。有限責任也擴及金融交易。投資人的責任就僅限於透過名為{特有產peculium}的帳戶投資資本，債權人可以針對特有產帳戶追索，但不能動奴隸主的資產，除非債權人可以證明特定貸款是根據奴隸主的指示所做成。這種制度架構，是羅馬法律與金融最非凡的創新。如果任何單一投資的潛在責任僅限於特有產帳戶，那麼，投資人就願意承擔更高的風險。

 

在公元前二一八至二○一年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羅馬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擴張相對快速，也為共和國帶來了挑戰，如今必須供養大批常備軍，要建造與維護廣大的都市基礎建設，要對最近征服的遠地徵稅。羅馬並未建立一套政府官僚體制來執行這些工作，反而是將政府契約拍賣名為{稅官公會societas publicanorum}的民間集團。稅官公會基本上是業務性的合夥，具備現今股份公司的諸多特質。公會由羅馬的騎士階級籌組與管理，這些人都是富有的騎士。股東稱為稅官，稅官公會是很好的工具，讓騎士階級的家庭分享羅馬擴張帶來的新興獲利機會，同時也解決共和國某些後勤支援與金融的問題。稅官公會在公共拍賣上競標政府契約，尤其是徵收省稅的契約，但也會爭取從事其他各項服務，從營造、維護公共紀念碑到供給與支應軍隊等，這些公司不但是規模龐大的企業，也有流動性高且可交易的所有權股份。股份所有權的普及有兩大意義。其一，這些公司必定有某種形式的資產防禦機制，防止外部的債權人干擾。其二，這代表了透過股權，騎士階級廣泛的分攤了這段期間羅馬擴張帶來的集體性經濟負擔、益處與不確定性，以換取可能收得的超額稅金利益。這對政府來說有利，但很可能對各省的納稅人造成嚴重傷害。從政治觀點來看，這套股份制度可分配羅馬軍事征服帶來的益處。元老院把經濟好處分給貴族階級，給他們白吃的午餐，讓他們心滿意足。雖然我們大可把稅官公會想成現代追逐各種商業機會的私人公司，但就算政府契約不是他們的唯一焦點，也是主要重點。這讓他們必得捲入政府事務。當公司的所有權更加分散，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也隨之大增，進而造成了權力傾軋。

 

在羅馬帝國時代，帝國的官僚制度取代了稅官公會。到了公元六世紀，查士丁尼雄心萬丈編纂法典，甚至沒有納入規範稅官公會的法律。法律對金融而言或許很重要，但當某些金融技術無需求時，光靠法律也不足以維持技術。羅馬法律和羅馬金融都反映著政治經濟從共和移轉到帝國。羅馬採用了許多當時已有的金融工具：錢幣、銀行、海事契約、抵押、房貸、國庫與集中式的銀行經營。就古代金融而言，最讓人讚嘆的一點是，早在現代之前，近東與地中海早期社會大致上已發展出所有基本工具：金融契約、抵押、股權和債務工具、商業法庭、商事法、私人股份公司、銀行和銀行體系。甚至還有概念上更複雜的工具，例如金融規畫，經濟成長模型、計算複利的數學，以及記載並分析長期價格趨勢的實證紀錄。

 

 

中國的金融傳承

中國的金融創新歷史悠久，不僅發明了金屬錢幣、紙幣、匯票、可轉讓權證、複雜的會計與管理系統，還有證券化的放款。在中國歷史上，時時可見富有的創業家、金融機構、私人合夥與商業組織。但就算有了這些金融創新當後盾，最早的全球性股份公司仍出現在歐洲，基本上出在中國歷史上政府與私人企業間的關係。中國雖然也發展出債務工具以及計算利息的數學工具，但在三個具體面向上和西方大不相同。第一項差異是其貨幣發展。中國金融中有一項偉大、統一的主題，那就是貨幣。一如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中國的金融技術同樣發展出抽象的時間、成長與利率概念，中國早期出現的貨幣，演變成複雜度極高而且抽象的技術，幾乎觸及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面向。中國對於金融有一大重要貢獻，那就是發明紙幣，但是在這項創新出現之前，中國已經花了近兩千年做實驗，在構成中國社會的各種政治經濟義務網絡中，蘊含著各式各樣的支付系統形式。中國金融第二項獨到之處，是複雜的官僚制度。中國大帝國第一次統一是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後的兩千年有時擴張，有時縮小。偶爾中國會分裂成多個較小的政體，或是遭到亞洲的鄰族征服，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中國整體上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管理一個規模龐大、文化龐雜的政治實體。比方說如何收到遙遠省分的稅收，古代世界多數地方都不需要這樣的組織能力，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就用銀行體系來因應這項挑戰，但是中國帝國規模更加龐大。不管是要把錢從地方各省運到首都還是反向而行，都是一項重大的金融問題。更大的問題是如何管理、激勵與控制由人組成的龐大官僚體制，以滿足政治體制運作的需要。這需要安排與應付人性的黑暗面：貪污。中國金融發展的第三項特色，是政府在企業中的角色。中國的金融創新通常都是為了政府的利益，而非個人。透過現代資本主義的眼光來看，中國是典型的抓取式政體範例，然而，若以中國的歷史看，這種剝奪人民利益的做法，卻符合提供式政體要求個人主義屈居於集體主義之下的概念。中國這個提供式政體大型、強力而複雜。盤根錯節的官僚體制，長期搶走私人企業家的商業機會，並以國家支持的壟斷事業排擠私人企業，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存續時間最長的延續性文明。就連政府試著出資促成私人企業，政府官員也不願對壟斷權放手。

 

除了排擠效應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使得中國無法更早發展出資本主義社會，因為政府太強大。政府債券這項重要的金融創新出現在西方的時間遠早於中國，經常互動干戈的歐洲各弱小城邦，學會了如何藉由承諾未來必會償還來向投資人借錢。十二世紀時義大利出現了政府債券，十三世紀時則有了規模完整的債券市場。此時的中國已經有了紙幣，但無債券。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一統中國，在這之前，中國幾個小政體偶爾會靠借貸來支應戰爭，中國早就有了可用於簽訂各種金融契約的技術。也就是說中國具備創造政府債務市場的技術能力，但在十九世紀前並無任何中國政府發行過債券。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政府不時提供信貸，中國的政府是和私人信貸機構競爭，而非利用他們來為公營企業融資。政府必須借錢有什麼好處?借貸不會替該國人民造成長期問題嗎?政府債券不就只是對未來的稅收主張權利而已嗎?是沒錯，但沒這麼簡單。金融市場有兩項功能。其一，金融市場交易各種對未來的承諾。這一點讓企業家與政府都可以將未來的預期現金流變成資本。其次，金融市場的機制讓個人可以從事儲蓄與財務規畫。投資人喜歡債券，因為他們可藉由債券將目前的財富移轉到不確定的未來。由於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半殖民式的侵略，中國在十九世紀時開放通商口岸，唯有到了這個時候，中國才轉向使用政府債券。中國第一批政府債券是在國際債券市場流通，而非中國國內市場，這一點意義重大，代表中國國內並無政府公債需求。中國十九世紀的金融現代化，好壞參半。中國政府向外借款，不只籌到資金償還國家的國際賠款，也有助於創造出廣大的鐵路運輸系統，之後回過頭來協助中國經濟現代化。

 

中國的書寫體系和美索不達米亞大不相同，前者並非從會計紀錄演化而來。中國最早的書寫紀錄是牛骨和龜殼上的占卜內容，有長有短。商朝的占卜，是將獸骨放到火上或加熱的金屬上烤。統治者聘用卜官將他們的疑問傳送到神靈的世界，卜官在獸骨上刻上日期與有關人士，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卜官會檢查熱度造成的隨機性裂痕，看看這預示著吉或凶。是否適合開戰、能不能豐收，或紀錄著儀式性的事件與天象。所以說，中國早期之所以使用書寫，反映出的是不分地域的人們面對未知的未來時基本上都會有的焦慮，同時也指出中國的統治者扮演重要角色，扮演人民與未知之間的橋梁。早在商朝時代(公元前一七六六至一○四五年)，中國已經在相當獨立的情況下發展出貨幣社會，而中國也和希臘與羅馬文明一樣，貨幣最終也在政府治理與經濟體中發揮重要作用。美索不達米亞使用銀幣作為交換的媒介：他們以銀幣付稅，在締約、記錄商品價格時也以銀的重量為準。銀符合多數的古典貨幣定義：是交換的媒介、價值的儲存，也是衡量價值的標準。但是商代皇帝武丁的王后婦好墓裡的子安貝殼透露出中國的貨幣系統比美索不達米亞更超前一步：子安貝不是因為本身有價值而成為交換媒介，而是已經邁入象徵性的交換系統。

 

美索不達米亞第一批已知的錢幣，是公元前六世紀時在呂底亞鑄造的琥珀金錢幣；中國的第一批青銅錢幣可能早了或晚了一世紀，誰先誰後，目前尚無定論。怪的是，印度也大概就在此時有了錢幣，這代表當時可能出現一種橫跨各大洲的技術進步。安納托利亞的鑄幣演進成一種驗證貴金屬品質的方法，中國出現錢幣，則是因為貨幣發展到用金屬替代子安貝殼。新石器與青銅時代中國的子安貝到底是用來當作貨幣，還是說，這是和印度洋的人進行長程貿易時所得的珍稀之物，僅用作珍貴的裝飾與地位象徵?這是一個仍在爭論中的題目。到了秦朝開國皇帝不再把子安貝當成貨幣使用，但即便官方頒布了公告，直到十四世紀，西南方的雲南省仍繼續使用子安貝當成錢幣，雲南政府接受人民以子安貝支付稅金，如果有人進口貝殼，可以沒收作為處罰。有一項更明顯的證據指出子安貝是古代中國最初的貨幣。那就是和財寶有關的中國字都有貝的部首，比方說寶、貸、財、購、賣、資、贖。因此，貝是中國文字裡代表金錢、財富與價值的基本元素之一。將子安貝的意象納入中國文字，代表金融已經嵌入了中國未來的思考架構中。

 

到了戰國時代有各種互相競爭的貨幣，這符合一般認為戰爭同時體現了經濟與政治衝突的想法。當時的中國基本上分成四個不同的貨幣區，西邊的幾個國家鑄造鏟型錢幣和圓形青銅環，南邊的幾國鑄造應該是從青銅子安貝演化而來的蟻鼻錢，東邊的幾個鄰國則鑄造刀幣，分布地區和鏟幣、圓形幣有所重疊。戰國時代的中國從北到南都有貨幣，雖然使用數種不同的貨幣，但這也代表大部分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以貿易相連的完整貨幣經濟體。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國勝出，戰國時代戛然而止。秦始皇消除了所有互為競爭的貨幣，將鑄幣國有化、標準化。秦朝外圓內方的錢幣設計，可能是以戰國時期的圓孔圓形幣趨勢為典範，之後樣式一直沒改變，持續到二十世紀初年清朝最後一位皇帝下台。一九○○年發生義和團運動，廣東省鑄造內部不打孔的圓形銅幣，這是兩千多年來的第一次改變。長久以來，中國政府的核心問題都是如何管理一套龐大的官僚組織。在這套大規模組織架構之內的核心議題，現代經濟學家稱之為{當事人-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當事人{雇主}必須把任務交付給代理人{員工}。問題在於，交付任務時，當事人無法保證代理人會根據他想要的方式去做事。代理人可能不努力或不誠實。我們可以把代理問題想成激勵的問題，但這同時也是資訊的問題。如果當事人隨時可以查核代理人，根據努力與誠實賞罰，那麼，官僚制度就可以順暢運作。對雇主來說，遺憾的是，持續不斷的監督成本很高，而且不利於生產。系統裡必定要有一些信任的元素，而當有人仰賴信任時，就可能有人濫用信任。代理問題會隨著組織的規模、範疇擴大而加劇，官僚體制裡的每一條連結，都是偷懶懈怠與欺瞞不實的機會。解決代理問題的最好方法，是讓代理人把心力完全奉獻到他該做的任務上，並端正行事。這基本上是孔子提出的代理問題因應之道。現代經濟理論提出兩套辦法來解決代理問題：誘因與監督。誘因式解決方案的根基是認為，如果彼此的利益調整到一致，代理人就會根據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行事。我們可以把監督想成是會計記帳：以數量化的方式查核官員辦公室裡有那些工作進來、又產出了那些成果；正式記錄收到的貨物，並針對交付出去的貨物取得收據；查該所有在官員手下辦事的人都有出勤；查核官員辦公室是否妥善運用收到的稅金和收入。

 

中國早已了解貨幣是交換的媒介，也是政府的工具，因此，紙幣首先出現在中國，一點都不讓人意外。然而，關於紙幣的出現，最有趣的是這並不是人們最早創造出來轉移價值的紙本證券，更不是唯一。中國不僅發明了紙幣，也發展出用來管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省金融事務的複雜紙本工具。紙本工具在絲路經濟體系裡也很重要，也在範圍更廣的契約、契約法與財產權等制度性脈絡下發揮作用，就像我們在近東與東地中海的各古代文明中看到的，紙本工具是金融體系的關鍵要項。中國的漢朝與羅馬帝國這兩大文明，大約出現在同一時期。羅馬帝國的疆界向東擴張到黎凡特，漢朝時代的中國則沿著中亞絲路往西開彊拓土。長安與洛陽是中國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時代的雙子城，長安如今名為西安，位在絲路的終點。長安的國際色彩名聲響亮，穆斯林、祆教徒和景教徒在首都長安城裡都有自已的區域。長安城的商業活動在東市和西市進行，來自全世界的奇珍異貨都進口到此地來銷售。西市是絲路貿易的中心，在這裡聽得見所有亞洲語言，看得見各種亞洲文化。西市在唐朝時是中國的華爾街，金融家接受物品典當、收取存款、承兌支票、兌換貨幣，也從事短期放款。為了和中央政府維繫強健的關係，各省都在首都設有駐京辦事處，稱為進奏院。這類機構就有點像現代的遊說辦公室，為了各省政府以及人民的利益服務。唐朝時，駐京辦事處開始擔負起類似轉帳銀行的功能。商人在首都銷售貨物，把利潤存進分省的進奏院，進奏院交給他們一張稱為飛錢的收據；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這些錢可以飛回家鄉，不必帶著跋山涉水。飛錢有兩個部分：一半由商人持有，另一半對應的部分則由進奏院持有。當兩者都回到分省時，商人拿出他持有的那一半，要求政府付清款項。有了飛錢制度，銅錢就不用回到分省，商業中心的貨幣供給也可增加，而且最重要的是，可能對於各分省的駐京機構來說相當於一種無息貸款。

 

到了宋朝(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各種高階藝術活動蓬勃發展：包括詩歌、戲劇、繪畫、書法、園藝、音樂與建築。宋朝的城市裡有很多雜耍人、雜技表演者、說書人、偶戲表演人、歌舞團和餐飲業者。當時宋朝的科學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治金、植物學、天文學、考古學、農學與化學等方面都很先進。宋朝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造紙和印刷方面的技術發展。國家考試成為選任與拔擢政府官員的基礎，是讀書識字率大增的部分理由；宋朝已有書籍出版，並在書店裡銷售，即便相對貧窮的學生也可以讀到中國的文學與數學經典。宋朝的紙幣是首先用四色銅版印製出來的紙製品；直到今天，還是使用同樣的技術來印製彩色書籍。宋朝的桑皮紙(四川多桑樹，供應絲產業使用)成為第一種具備耐久性的鈔票媒介，讓使用者可以不斷轉手，而且流通多年。金融創新仰賴文件、紀錄與締約的技術。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發明的陶土板，和顯然在同時出現於歐亞各地的金屬鑄幣技術，中國發展出來用金屬印刷版印製在紙上的技術，也是金融創新中一項最歷久不衰的傳奇。一○○五年，成都知府張詠採取行動，規範紙本票據的發行，僅限獲得授權的商人才可以發行紙本票據，並重新鑄造鐵錢。僅有十六家商家獲得獨占許可權，可印製名為交子的本票。消費者可以存入鐵錢串，拿到交子作為收據，參與以交子進行交易的商人會接受以交子取代現金付款。存款機構稱為櫃坊。最初的收據只會印製部分內容，就像現代的支票一樣，上面有空白的欄位可以填入存款金額。當客戶想要取回笨重的鐵錢現金，可以去找原發行商贖回，也可以去找任何參與交易的企業，因為他們之前已經針對收據的規範達成協議。贖回要收取一些手續費，發行商會用印花或設計來標示那些交子是由那一家所發行，這可讓負責贖回的機構要求發行機構把錢幣運送過來。一○一六年，宋朝政府收回四川的民間紙本票據壟斷權，把印製貨幣的工作國有化。一○二三年，宋朝成立了主管交易媒介的機構交子務，並開始發行票據。十三世紀時威尼斯貿易商馬可‧波羅的迷人故事，由他在熱那亞被監禁時講給獄友聽，由獄友執筆寫成，這本書提到馬可波羅前往中國，並為忽必烈皇帝效命，他的故事有可能是他根據從其他絲路貿易商那裡聽來的故事再行編造，是一部混合了許多趣聞軼事的組曲，其中一部分講到中國如何用樹皮做出貨幣。

 

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大半人生都奉獻在出版一系列詳述中國非凡科學成就的著作，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無疑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出版品之一，這套書的企圖在於有系統地記錄古代中國的數學、科學與工程成就。李約瑟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一冊，至今已經出到第十七冊，涵蓋了數學、物理、工程、印刷、化學、軍事技術、紡織製造技法、採礦、植物學與生物科學、農業科學、醫學與邏輯。中國在技術上傲視全球，為什麼在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科技轉型(工業革命)發生之前卻跌了一跤?有個簡單的答案是機緣問題。瓦特、富爾頓和貝爾都是不世之才，工業革命可能是天才在歷史上某個時間點因緣際會造成影響的結果，這是一場基因上的比賽。有人認為是因為天才需要培育，並要接觸到有趣的目題，但中國的教育系統除了齊頭式的平等，就再無其他了；就有人質疑，如果愛迪生花了六年的生命背誦中國經典的話，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和電攪和在一起。中國的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答案在於西方的科學實驗法，這套方法實際上可以有系統地加速、整理並盡量善用隨機的發明過程。他認為，發展出科學方法正是造成差異的關鍵。另一個理由是中國文明的代代相傳。中國成功地解決了眾多涉及規畫、資源配置與緩解風險的複雜問題，在貨幣化與市場發展等面向上走出了自已的路。中國在第一個千禧年間的農業發展極為成功，並無明顯的進一步創新需求。反之，歐洲則從低度發展開始起步，更需要大幅的技術變革。這些解釋都忽略了金融在技術發展上的支援角色。技術需要天才，但也需要資本。如果企業家會遭遇國家徵收他的創新，投入必要的人力資本就沒有太大意義。資本市場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證，可以成為維繫創業動機與資本投資的輔助因素。雖然中國的中央政府有能力獎勵個人創造新技術，但通常不容許市場為新構想提供融資。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西方社會有投資的需要，也有架構完整的知識可以創造出滿足這股需求的投資產品。反之，中國絕少可以將懷有資本的民間企業家與擁有技術優勢的企業結合在一起的系統性工具。簡單來說，雖然中國有大型、有秩序的貨物商品市場，但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相對不足。中國金融技術裡唯一缺少的要素，是時間這個面向。在中世紀末期與文藝復興時代，各個疲弱的歐洲政府不斷仰賴赤字融資與借貸，中國則否。中國解決金融危機的辦法是製造通膨，而不是發行債券把成本轉移到未來。

 

 

歐洲大熔爐

歐洲早期的金融創新史，由各個城邦與政體拼湊出一套零碎且互相競爭的架構。公元1000年之後的歐洲變成金融體系的大熔爐，完全重新建構社會與時間、貨幣之間的關係。有無數的理論談到如何與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歐洲分裂成多個政體正是一股刺激力量，導引出各種有創意、但某種程度上各自獨立的金融實驗。歐洲分裂的政治經濟體促進了投資市場的發展，重新塑造了股份公司，有了不屬於政府的銀行制度，也有複雜的人壽、財產保險契約與交易場所，更在金融數學、推理與分析方面孕育出周密思慮。這些創新又回過頭來改變了人的行為；改變了人面對風險與機會的態度，一方面導引出機率論的思維，另一方面則刺激出不受拘束的投機，引發全世界第一場股市泡沫。歐洲人最後把自已以及全世界其他人民都變成了投資人。以歐洲發展的關鍵階段來說，第一階段是金融機構的興起，第二是證券市場的發展，第三是公司的出現，第四是股市突然出現爆發性成長，第五是風險的量化，最後這是這套系統向外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以金融史研究來說，聖殿騎士團Kinghts Templar顯然是很奇特的主題。他們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發展出來的教團，也是一個社會性機構重新自我定位、轉化成為金融機構的重要案例。在十四世紀前，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為政府之外的大型實體，掌控大部分的歐洲經濟，以及某些歐洲大型王國的財政金融。雖然他們發誓守貧並誓言全心奉獻給宗教使命，實際上卻成為重要的金融中介機制。他們的倒台與遭受的迫害，證明現代認為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的論調其實是畫地自限。耶路撒冷的聖殿山Temple Mount是騎士團的源頭，也是他們誓死保衛的地方。在十三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負責管理歐洲各國王與貴族的金錢與金融事務。聖殿騎士團最後的結局讓人震驚，一三一四年，當時的團長賈克．德．莫雷Jacques de Molay在巴黎的新橋Pont Neuf壯烈犧牲，騎士團在歐洲各地的廣大資產被各國的皇室債務人與敵對的托缽化緣教團竊占，金融史上最讓人好奇的實驗之一便結束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於一○九九年占領了耶路撒冷，重新對歐洲朝聖者開放這座城市，歐洲人川流不息，到處探訪宗教遺址。二十年後成立騎士團，以保護來聖地朝聖的旅人。騎士團在黎凡特各地有多處堡壘，他們可以利用堡壘捍衛朝聖之路。每當有僧侶加入騎士團，必須發誓守貧守貞，發誓自已並無債務，而且承諾待在騎士團修道院之外的時間絕不會超過一個晚上。加入者必須奉獻生命以保衛基督教朝聖者。這項使命後來演變成確保錢能安全地從歐洲轉移到東方。腰纏萬貫、足以支應幾個月旅程昂花費的外國，一定是很容易被盯上的目標。聖殿騎士團建立了一套系統，讓朝聖者可以把錢存在歐洲的教團，然後在聖地提領。這也成為中國飛錢歐洲版。這項基本經濟功能-長程轉帳，催生出了一個金融機構。

 

騎士團不僅是存款機構與金融中介機構，他們也累積自已的財富。一開始，騎士團的財富是來自慈善捐贈，捐助者包括改變宗教信仰、接受騎士團的人以及原有的虔誠信徒。對於想要捐錢資助十字軍東征的人而言，騎士團是其中一個可選擇的主要捐贈對象。教團得到的贈禮是地產。舉例來說，騎士團的第一筆捐贈來自耶路撒冷的國王鮑德溫Baldwin，他賜給他們聖殿山的土地以及阿克薩清真寺。從轉帳系統、帳戶紀錄、存款功能，再到地產所有權的契約安排，以及分配土地戰利品，騎士團的金融架構安排非常複雜，是歐洲發展第一批資本市場的重要序曲。騎士團的組織，是以技術性的方式來因應歐洲社會的需求。但與中國明顯的對比是，騎士團組織在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騎士團面對的並非某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帝國，他們反而必須應付諸多歐洲統治者的需求，這些歐洲王侯財力薄弱，長期仰賴貸款以支應軍事與政治需求，在此同時，他們還需要不帶政治性質的中立實體，讓他們可以把財政事務委託出去。騎士團以同樣的忠誠度服務英國、法國與伊比利半島各王國的教宗與君主，並不管這些君主偶爾會彼此交戰。歐洲君主的需求成就了騎士團，但最後也導致他們的垮台。

 

這套可轉讓的封建權利架構，為歐洲之後的金融架構立下基礎。十二世紀初期的市政與主權機構融資，主要的方法是將土地的封建權利收益變成金錢，包括租約、農產品收成、費用、稅金、海上關稅、採礦權以及傳統的勞役人力。這套金融體系讓貴族和地主可以憑藉封建義務體系借錢，投資人則可以收取與讓渡從中產生的利益。雖然這套系統早在騎士團成立之前便已存在，但行政管轄權與名冊契約讓騎士團得以運用手上的資本。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這類契約會侵犯讓渡權利的主權所有者或貴族之權力，這很危險。急需用錢的伯爵、侯爵、城市與共和國從事這類融資，其後果不僅是主權控制力量被削弱，還要面對違約與財產被沒收的威脅。大約經過了一世紀，騎士團便擁有了幾千筆的土地財產以及複雜的契約網絡，讓他們成為歐洲一股重大的經濟勢力，也變成需要資金的君主想要對付的目標。當騎士團逐漸滲透到歐洲的金融體系時，他們最根本的使命卻失敗了。在整個十三世紀，屬於十字軍的各國慢慢失去對聖地的控制權。一二四四年，穆斯林掌握了耶路撒冷。到了一三○二年，他們在敘利亞海岸邊的最後一個據點也失守了。騎士團在歐洲的崩解，始於一三○七年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在巴黎聖殿發動的一次意外攻擊。騎士被捕之後，被監禁在他們自已的城堡地牢中，被指為異教徒，屈打成招。這番迫害的用意，無非是為了他們豐厚的財富。騎士團之前犯了一個錯，不肯寬免腓力國王的債務。他們早該了解這個人。騎士團遭受的審判，是天主教會史上最著名的宗教審判之一。幾百名教團成員遭到刑求，被迫承認崇拜假偶像、進行秘密儀式或者有同性戀的關係。這類故事讓社會氛圍開始反對騎士團。審判結果出爐後，他們遭到釋放，還得到養老年金。騎士團的資產，包括城堡、教堂與土地財產，都移轉給另一個聖約翰的教團：聖護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ler，其餘的騎士團僧侶也加入聖護騎士團。聖殿騎士團垮台留下的機構空位，後來由義大利的銀行家補助。